厂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搬进厂内，分车间搞承包，情况很糟糕，企业又有一个通病，即包盈不包亏，赚了是承包人的，买别墅买轿车，亏了是国家的，承包人是很嚣张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庙穷和尚富，甚至把国有企业变成比私营还要私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哪经得起拆腾。所以，有了这些客观因素，棉纺厂已经难以维持了。”

徐少杰眯起了眼睛，这些情况，他在相关的报告中或者是材料中间，从来没有看见过，难道说以前的领导什么都不知道吗，这应该不可能吧。

“还有就是主观问题，当然，我都是依据事实说话的。”

“我个人认为，棉纺厂的班子存在问题，前面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就从1993年开始说起，关于资金的情况，我们已经彻底摸清楚了，这期间，我们甚至有干部到南方去调查合适情况了。1993年，银行贷款2500万给棉纺厂，当年亏损800万，也就是说，1993年总的亏损数额，是3300万元，具体的财务附表，我们都复印了，我们仔细分析过，其中有接近1000万元的亏损，没有查到明确的出处，1994年，银行贷款1500万，市财政为了扶持棉纺厂，也拿出无息贷款500万，一共是2000万元，结果当年亏损600万，也就是说，1994年总的亏损额是2600万元，1995年，棉纺厂临近倒闭，市委市政府花钱买稳定，协调各家银行再次贷款1000万，结果当年再亏800万，也就是说，1995年总的亏损为1800万元，账目显示，全部为生产性亏损，从1993年到1995年，三年时间，棉纺厂获取的资金是5500万元，也只用了三年时间，5500万元蒸发了，还在账目上摆下了2200万元的亏损，算到一起，就是7700万元了。”

“1996年，棉纺厂停产，职工每月发150元生活费，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每月按半个月标准发放，考虑丝织厂是个无底洞，三年时间，亏损太多，银行停止贷款。包袱开始转移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头上，下半年开始，棉纺厂给市政府和工业局写了报告，请求处理机器设备，用以维持干部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就这样，不少的机器设备，以低价卖出，有些机器设备的价格，甚至比不上废铁的价格。1997年上半年，市外贸公司为棉纺厂揽到了一笔加工十万条被面的业务，为了支持棉纺厂作最后一次挣扎。市财政拿出500万元的无息贷款，作为流动资金帮助棉纺厂恢复生产。机器仅转两个月就停了，其结果是应收款增加了300万，市政府等于把钱扔进了别人的腰包，货款为什么没有收回来，账目上没有特别的说明，也无人过问，1998年春节临近的时候，为了过一个安稳年，市财政又从吃饭财政中拿出100万发给棉纺厂的企业职工，党政机关干部不发一分奖金，去年，市财政再次拿出了200万元，用于维持棉纺厂干部职工的生活费。目前，清产核资工作基本结束，棉纺厂的厂房、土地及无形资产评估价值4200万元，债权900万元，欠银行贷款5000万元，欠市财政无息贷款800万元，职工生活费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放了，三个月计190万元。”

“也就是说，从1993到1998年，六年时间，棉纺厂亏损8980万元，每年亏损1500万元左右，即使对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这也已是天文数字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事情，1994年，棉纺厂为稳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养住企业人才，瞒着职工向市里提出了厂内办厂的要求，得到工业局同意后，在深圳成立了棉纺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后，由郭晓波制定的一个女人担任公司总经理、一级法人代表，据说和郭晓波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公司投资500万元，名为厂级领导、中层干部和工程师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实际上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股份占有者们没有出一分股资，而是从棉纺厂一次性划过去公司开办费500万，1995年上半年，在丝织厂频临倒闭的艰难时刻，又划走300万，我们派人专门去做了调查，这家名为股份实为国有的皮包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成为把国有资产转入个人腰包的中转站，既没有上交厂里一分钱利润，也没有付给厂里一分钱利息。所有的开支都拿到厂财务科报销。”

“1995年，棉纺厂从企业流动资金中抽出200万元，开办所谓的娱乐城，集餐厅、卡拉ok、舞厅、室内高尔夫球、桑拿、按摩、茶室、棋牌于一体，吃。喝、玩、乐、娱齐全，打着合理安置本厂人才资源的口号，由女职工自愿报名，到娱乐城做服务员。这些女工除厂里发给工资外，还有颇为可观的小费收入，很多的女工们对娱乐城充满向往。据我们了解，一些穷怕了的女工在灯红酒绿轻歌漫舞中经不住金钱引诱走上了卖淫道路。厂班子成员到娱乐城就像皇帝一样被女职工伺俸着，要你喝酒就喝酒，要你跳舞就跳舞，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就，稍有不听话的，就让你走路。200万投资和厂里每年花到娱乐城的上百万接待费，厂里没有得到一分红利和一分利息，税收又借特困企业给减免了。这些年，在市场滑